城市豪赌：中国经济增长的隐蔽动力和潜在风险
家乡的省会合肥无疑是中国发展最快的省会城市。
1995年合肥GDP为167亿元，全国城市排名97名；2019年合肥GDP为9409亿，全国排名22位。
近期，网上一篇又一篇诸如《合肥式豪赌》《合肥政府是中国最大的风投》《合肥逆袭新一线城市》和《合肥即将加入万亿GDP城市俱乐部》之类的文章不断刷屏，合肥被无数的鲜花和掌声所包围。
在一片赞扬声中，我们应该冷静分析一下这种中国地方政府以政府主导投资带动招商引资、产业升级和城市发展的“豪赌模式”的深层次利弊，避免各地政府在新一轮城市竞赛中盲目“豪赌”造成经济损失和社会资源浪费。
“合肥模式”揭开了中国经济40年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隐蔽动力”
诺奖得主弗里德曼曾说过一句刺激了无数中国经济学家的话：“谁能解释中国经济的改革和发展，谁就能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中国经济过去40年的高速增长在人类历史上堪称一大奇迹，用西方国家的经济增长理论和模型很难解释。包括笔者在内的中国经济学者们只能基于各自的背景和专业，试图从不同维度分析中国增长的一个个“发动机”：市场化改革、制度宽松、出口、房地产、资本市场发展、国企混改、消费升级、互联网革命、基建投资……
而“合肥模式”把中国增长的一个隐形发动机——城市竞争，在新时期推向公众。
“城市竞争”指中国各级城市以GDP为核心指标进行的各种排名竞赛。
参与竞争的城市按层级分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省会城市、地级市和县（区）城市等。
笔者和各级城市的官员都打过交道，深切体会到各级官员们最重视的事情就是“招商引资”，因为招商引资是拉动GDP的最快手段，而GDP排名是考核官员政绩的最重要指标之一。
一个GDP几十亿的县级市若能一下引来一个百亿级别的新投项目，该市在项目落地后的GDP排名就会突飞猛进，县市主要领导可能因此直线提拔进入厅局级干部行列。
绝大多数官员都或多或少患上了“GDP焦虑症”：先PK同地区城市GDP，再PK跨地区城市，最后全国PK；横向PK之外还要纵向进行同比PK；不仅PK全年GDP排名，而且PK季度GDP排名……
这不，2020年第一季度GDP数据出来后，各种相关评论文章纷纷出炉：
《2020年第一季度GDP公布：南京强势超越天津，天津反转局面微小》
《2020一季度GDP全国主要城市涌现出‘三匹大黑马’，你知道吗？》
《2020年第一季度各省市GDP排行榜：湖北GDP增速垫底》
《2020一季度广东19城市GDP出炉，深圳第一，6城市正增长》
……
中国各级城市都有类似招商局这样的机构，市主要领导亲自抓招商，每个招商部门都在北上广深等经济发达地区组建各种类似“长三角招商分局”、“珠三角招商办事处”的驻外机构。
在上海，每天至少有10场以上来自全国各地各级城市举办的省（市）招商引资洽谈会。几个月前我参加了西部某省在上海的一场招商会，省委书记省长带着该省所有城市的书记（市长）及各委办局一把手，几百人浩浩荡荡在陆家嘴一个大会场推介该省的投资环境和投资项目，我接触的每一位官员眼里都装着满满的对接资本和项目的渴望。
当每个省、市、县甚至乡镇的官员干部整天都想着招商引资、增加税收、把GDP排名前移，放眼华夏大地，无数创业者的梦想和大大小小城市招商引资的渴求在几十年里碰撞交融，形成巨大的“合力”，整个国家经济的强悍增长自然就在情理之中！
改革开放之后的前30年，地方政府招商，更多拼的是低土地成本、低税收成本和低劳动力成本，吸引制造业为主的企业落地。当基础制造业体系基本构建完成、各行业洗牌基本结束后，招商引资模式在近10年内悄然完成了由“土地税收招商”到“资本人才招商”的大转变。
作为中国著名科技中心城市之一的合肥市，先天拥有的大量高素质科技人才与几任有格局有魄力的主政官员大力推动，“资本招商”一结合，就碰撞出令世人瞩目的“合肥模式”。
合肥的崛起深深刺激了中部几省的省会城市，武汉、长沙、郑州感到极大“威胁”，南昌因与合肥的差距拉大难免感到“羞愧”，中部“几虎”你追我赶明争暗斗。
中国各地目前如火如荼开展的“资本招商”逻辑可以用下图来阐述：
政府以资本注入为条件，吸引企业落户当地投资建厂，项目投产后就可以增加当地的GDP、税收和财政收入；企业雇佣百姓成为员工，百姓还会受到本地政府创业资本的扶持鼓励开办新企业，这样当地百姓可以通过打工、创业或参股等形式获得来自当地企业的工资、分红及上市股票套现等收入；而老百姓有钱后先缴纳个人所得税，剩下的钱要不存银行买理财要不就买房产，推动当地房产价格上涨，于是政府借机不断出售价格越来越高的一级土地获得大量可支配财政收入再用于当地民生基建等公共投资；当一个地方城市越来越美丽产业及生活配套越来越完善时又能吸引更多的企业落户从而带动更多百姓就业推动房地产价格进一步上涨……
从上面分析可知，一个城市的经济发展，核心是要依赖一批高素质企业的成长，一个企业从落地到发展壮大乃至成功上市，将为区域经济带来有效支撑。
这是上海今年4月新开盘的位于浦东的“碧云尊邸”开盘当天的场景，均价2000万到8000万一套，因为排队出现个别人口角乃至动手而成为热点新闻。据说这个楼盘的购房者中，不少是今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的一些企业的高管，这批企业的办公地大多在张江区域，离此楼盘较近。
科创板的成功运作加上创业板注册制的神速推进，汇聚了大量高科技高成长企业的北上广深杭苏等城市将是直接的资本红利获得方，随着上市公司数量再次大扩容，可以想见，未来几年这些城市的豪宅市场可能将供不应求！
“豪赌模式”的隐形风险正在迅速积累值得关注
很多外国朋友到中国和地方政府官员接触后都会很好奇，他们经常问我：“为什么中国的官员都像是企业家？”
我说：“是啊，这或许就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中国经济增长秘诀！”
中国每个城市都可以当作一个“企业”，城市的GDP相当于企业的“营业收入”，城市的可支配财政收入相当于企业的“净利润”，人大相当于该“企业”的“股东会”，政协相当于该“企业”的“监事会”，城市的党委常委会相当于“企业”的“董事会”，市委书记是该“企业”的“董事长”，市长是该“企业”的“总经理”，各委办局长是“企业”的“部门经理”，各下属区县乡镇是该“企业”的“分/子公司”。
一个城市引进什么样的项目，每个项目政府投资多少钱？怎么投？用什么平台投？投资的钱从哪里来？……这是书记市长们日常很操心的问题。
正如企业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的领导人一样，在“资本招商”的城市竞争大赛中，一个城市的竞争结果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以书记市长为代表的核心党政班子的综合素质。
合肥市政府先后拿出巨资豪赌家电、液晶、存储芯片、新能源汽车接连成功，并非靠“运气”，这和合肥的区域位置、产业基础及科教资源有关系，更重要的是几任“董事长”都非常有水平。
我曾和合肥市某任“董事长”吃过一次饭，和他聊起某家曾在国内许多地方落地建厂、被很多地方政府追捧的高科技企业，问他这个高科技企业有没有到合肥来谈落地？
他说虽然我不是这个专业的，但当这个企业想要我们合肥市政府投资几十亿作为落地条件时，我专门请了包括中科院著名教授在内的许多专家帮我论证把关，结论是该高科技企业技术尚未成熟，如果投资几十亿建厂风险巨大，因此合肥就婉拒了该企业的落地计划。
当时我向该“董事长”竖起大拇指表示佩服，因为这个行业我很熟悉，且该企业的技术据我了解确实还没有到能大规模产业化的阶段。
这些年，中国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引进“好项目”，不惜投入巨资参股到项目公司，结果很快发现项目要不是骗局，要不有致命伤，要不是竞争红海，地方政府的投资很快被项目操盘方以各种方式洗走或亏光，留下一堆烂摊子让参与投资的地方政府欲哭无泪。
2017年，成都成华区政府平台公司东方广益投资有限公司在其官网发布公告称，该与锤子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股权投资协议》，拟投资人民币6亿元入股锤子科技。
这6亿对当时已经风雨飘摇的锤子科技无疑是“雪中送炭”。《成都商报》曾报道，成都东方广益投资有限公司对“为何要投资锤子”的解释是：成都目前正大力打造电子信息产业生态圈的重点方向，以锤子科技总部项目落户为契机，依托成都智慧海派智能终端生产基地，聚焦集群成链，加大产业链招商力度。
当时我们做PE的一些同行聊起这件事都觉得不可思议，锤子的衰败已成定局，仅靠这6亿资金不可能救活，大家只能感叹政府有钱就任性……
也是在2017年，江苏南通市下属的如皋市确立了打造国内最具竞争力的新能源汽车板块的战略目标，计划到2020年新能源板块有望突破1000亿元的产业规模。如皋市政府与王晓麟实际控制的多家国外公司合资组建了江苏赛麟，注册资本100亿元，其中如皋市政府旗下的南通嘉禾出资33.42亿现金持股33.42%，另外4个外方股东（王晓麟旗下的公司）以无形资产做价66.58亿出资。据说王晓麟向如皋市政府承诺，工厂全部建成后，赛麟将实现超过40万辆高性能整车的年产能，年产值超过2000亿元人民币。
当时我看到这个消息非常震惊，一个县级市居然为了引进一个大项目真金白银投资33亿，而合资对方不出一分钱现金拿几个新能源汽车的车型专利就能评估66亿多，这种严重违背正常商业逻辑的事情竟然真的能发生！
现在赛麟汽车已经陷入严重困境，不知政府如何善后收场。
可能有人会问，江苏省国资委、南通市国资委难道就不能事先对如皋市国企投资赛麟汽车的“豪赌”行为进行管控约束或审批吗？
答案是不能。
中国的国有资产管理体系很有意思，是一种类似“分级授权管理”的制度，每一级国资委只对该国资委直属的国有企业有直接的资产管辖权。比如江苏省国资委只对几十家江苏省属国企进行日常监督管理，江苏省国资委管不到南通市国资委旗下国企的日常投资及资产处置行为，同理南通市国资委也管不到如皋市国资委下属国企的具体投资事项。如皋市国资投资几十亿不需要得到南通市国资委的审批，更不用说到省国资委来审批了。如皋市国资的重大投资事项在如皋市内就可以走完所有合法审批流程，当然投资赛麟汽车30多亿的重大事项不是如皋市国资委主任能定的，肯定要到政府班子会上集体表决通过。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如皋市国资投资赛麟汽车的这30多亿最终损失惨重，谁将承担责任？结果很可能是，国企对外投资行为只要经过了党委会、董事会、股东会及地方政府党委常委会的集体表决通过，根据“法不责众”的传统，最终的处罚估计也就对个别国企干部进行行政问责，从轻发落。
如皋市2019年GDP为1200多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70亿，家底还算殷实，一个赛麟项目出事还不至于让地方财政陷入困境。如果在中西部地区，一个财政收入只有二三十亿的城市发生这种“豪赌惨案”，城市或许就将长期陷入困境！
让笔者忧心忡忡的是，近期对“合肥现象”成功宣传，会刺激一大批地级市政府的“董事长”和“总经理”的投资积极性，从而不讲客观条件，不进行科学分析，而是通过“豪赌”式的政府资本投入，撬动新一轮招商引资。这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很可能造成重大隐患。
前几年就有专家学者警告，中国一两百个城市都把新能源作为支柱产业，东部某省13个地级市10个要打造新能源产业基地，这种雷同的布局，一旦将来产能都释放出来，将是极大的灾难。如今，城市的很多国有资本被地方政府投到一堆打着“高科技”旗号的不靠谱项目中，同质化的政府“豪赌”必将使许多战略新兴产业一下变成产能过剩产业，最终狂潮过去，留下一堆无人问津的废弃厂房设备和大量政府平台公司坏账！
对地方政府“资本招商”模式的几点建议
基于现在中国各城市开展“资本招商”已经成为普遍现象，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建议供各方参考：
1、从“盲目跟风招商”到“精选产业招商”
每个城市不能盲目跟风，都去发展现在热门的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芯片、生物医药、基因检测、新能源汽车、商业卫星、直播、5G等行业，必须要立足本地资源实际，挑选几个最有可能借助本地独特资源能发展起来的产业，深耕细作。
发展产业的关键是人，要通过一定的调研，选择有口碑、讲诚信、确有真才实学的企业家合作。千万不能在忽悠者身上押宝。宁可不投，不能凭着侥幸心理乱投。
2、从“人海招商”到“数据招商”
传统招商模式是“人海战术”，我见过一些城市甚至要求“全员招商”，给档案馆、卫生局、教育局等机关干部都下发招商引资指标任务。这种“人海招商”“全员招商”模式劳民伤财，效率低下。
中国近几年出现了一些依托大数据平台为地方政府提供精准招商的专业机构，可以帮助政府高效招商，节省招商人力及费用。例如我参观过上海的中国产业升级网，把中国各行业最新发展动态企业招商需求及最新动向等通过大数据方式实时搜集整理，让政府对想重点招商产业的企业状况及招商动态一目了然。
3、从“豪赌投资招商”到“组合投资招商”
合肥市几次巨额“豪赌”式招商获得成功，并不具有大面积推广意义，大部分城市都不具备合肥目前的区域交通、科教资源、扎实产业基础和高素质政府官员的综合优势。
因此，对于选好“赛道”的拟重点招商引资行业，建议地方政府少用“豪赌”的方式重仓投资到一两个项目中，而是应该引进专业产业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组建专业“招商引资产业引导基金”，对这个“赛道”上的企业进行组合式分散投资。
这种打法对于一些刚兴起不久，存在大量初创成长阶段企业的“赛道”尤为有效。通过组合分散投资，既能引进多个项目，又可以分散项目风险，实现国有资产的有效保值增值。
4、建议国务院国资委建立一套“中国国资投资项目动态监控系统”
基于目前国资分级授权管理，各级国资委对下属国企投资信息都无法有效及时汇总及动态监控，建议国务院国资委牵头，对各级国资委下属企业的对外投资项目进行系统跟踪、统计、监控。
比如一旦发现多个城市国资都要投巨资到某一个细分产业，可能导致该产业很快就产能过剩，该系统就及时发出警报信号，避免各地国资重复投资的巨大浪费。